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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政府要組織重大科技專項?

作者:招富剛來源:《廣東科技》 2009年05期發布日期:2012/10/10 12:27:09瀏覽次數:10890

 作者簡介:招富剛,廣東省科技情報研究所,編輯,研究方向為科技政策。

 

 

      提起重大科技專項,人們馬上會聯想到美國的曼哈頓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星球大戰計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以及我國舉全國之力實施的“兩彈一星”工程等,因為這些成功的科技計劃和工程都曾在科學技術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縱觀國內外重大科技專項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是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主體。重大科技專項的投入大、風險高,為什么政府還要組織重大科技專項呢?這個問題其實包含了兩個子問題:第一,為什么要組織重大科技專項?第二,為什么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主體是政府?上述兩個問題實際上就是重大科技專項的存在依據和組織主體問題。相應地,對“為什么政府要組織重大科技專項”的回答也就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內容:第一,重大科技專項的存在依據,不妨稱之為“重大科技專項的本體論”;第二,政府成為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主體的依據,可稱之為“重大科技專項的主體論”。

 

      一、重大科技專項的本體論

      根據總結、調研和分析,我們可以將重大科技專項的存在依據歸結為三種帶有功能主義傾向的觀點: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的“支撐需求論”,轉變創新模式的“集成創新

論”,以及克服國家創新系統失效的“克服系統失效論”。這三種觀點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角度闡述重大科技專項的功能和作用。

      1.支撐需求論

      不管是發達國家(地區)還是發展中國家(地區),都存在許多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瓶頸”問題,這對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實施提出了新的要求;組織實施重大科技專項所產生的關鍵技術的突破解決了瓶頸問題,從而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有力的支撐。因此,組織重大科技專項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求的戰略選擇。只有凝練一批具有高度戰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重大科技專項,集中資源和力量協同攻關,才能為國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國家安全提供堅實可靠的科技支撐。

      2.集成創新論

      當代任何科技領域的發展都將依賴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和綜合集成。在重大戰略技術的發展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通過實施重大科技專項進行組織和集成。通過實施具有極好的關聯性和集成性的重大科技專項,可以促進相關產業群的成長,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我國長期以來比較注重單項技術,這種單項創新模式因為缺乏與其他相關技術的銜接,難以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新興產業。因此,組織重大科技專項,注重跨領域、跨學科的技術集成,促進創新模式從單項創新向集成創新轉變,成為我國的戰略選擇。

 

      3.克服系統失效論

      20 世紀80 年代后期出現的國家創新系統概念揭示了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是由公、私領域的機構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決定的。國家創新系統由一系列要素———主要包括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和教育機構等,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主要包括資金信息的流動、法律和政策的聯系等構成。國家創新系統會出現系統失效的情形。系統失效包括網絡失效和制度失效兩方面,前者指創新系統中各組織之間缺乏聯系,后者指創新系統中的組織績效不佳或法律、規則等阻礙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需要通過某些方法修補和克服國家創新系統的失效。

      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實施對國家創新系統有調整和增強的作用,主要表現為:重大科技專項既可以增強創新系統內效率不高或能力低下的部分(如提高企業技術能力),又能夠加強各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如增強產學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因此,重大科技專項成為克服國家創新系統失效的一個重要工具。

 

      二、重大科技專項的主體論

      對“為什么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主體是政府”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市場失效”理論,即市場機制不能有效解決某些科技領域的最優化配置,必須由政府介入和調控。從這個思路出發我們可以將重大科技專項的主體論歸結為三種觀點:市場失效論、不確定性論和比較收益論。這里我們依然采用學術界常用的政府與市場(企業)的二分法進行分析。

      1.市場失效論

      雖然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非常高效,但卻帶有一定程度的隨機性和局域性。隨機性會使配置行為的目標追求發散,因而需要從總體上向國家目標收斂;局域性則使創新活動的全域中出現市場低效區和市場失效區,市場低效區需由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聯合發揮作用,市場失效區的資源配置則往往主要通過政府行為來完成。特別是基礎研究的保障、產業共性技術的提供、創新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以及涉及國家安全和政治地位的研究等,往往由于較長的回報周期和較強的投資需求強度而為企業所不愿或無力介入,必須依賴政府加以組織。事實上,即使在市場經濟發育較成熟的西方發達國家,也同樣存在大量市場低效或失效的領域,需要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而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由于市場體系本身還相當不完善,市場發生效用的范圍還較為狹窄,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行為還經常為原有體制的慣性因素所扭曲。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對企業技術創新的配置和激勵作用是有限的,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

      對于重大科技專項來說,其實施領域主要包括:國防領域;公益(衛生、環境等)及基礎研究領域;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國防領域的重大科技專項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不適合企業投資。公益及基礎研究領域的產出具有公共品的屬性:非競爭性——個人的消費不妨礙其他人的消費,非排他性——不可能或者很難排除他人對該物品的使用,因而企業不會考慮投資,或者即使投資也非常低效。對于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重大科技專項,一般定位于產業的預競爭和共性技術,這些技術距離商業化較遠,溢出效應顯著,對企業來說投入大、風險大、周期長、獲益不足,因此單個企業沒有投資的沖動。

      由政府充當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主體,整合各方面資源以及多部門協調攻關,并在資金、政策上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扶持,可以有效解決上述市場失效或低效領域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這已成為各國普遍的做法。

      2.不確定性論

      不確定性論是市場失效論的延伸,它從反面論述企業單獨承擔重大科技專項所面臨的問題。假設企業要獨自承擔起具有市場前景的重大科技專項的組織實施工作,那么它將面臨以下三方面的不確定性。

      (1)市場不確定性。由于重大科技專項一般周期較長,而且從技術突破到產業化存在時滯,剛上項目時的市場狀況與開發出新產品并推向市場時相比可能有很大的變化,企業不能把握市場需求在未來發生的變化,不能確定新技術的市場前景。如果新技術一開發出來就過時了,那么這種技術將被市場無情淘汰,企業的研發努力便會付諸東流。日本高清晰度模擬電視計劃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人耗費大量財力、人力、物力研發成功的高清晰度模擬電視一經推出就被席卷全球的數字化浪潮淘汰出局。

      (2)技術不確定性。企業不能確定在重大科技專項的研發中是否一定能產生技術突破,不能確定技術突破在何時發生,不能確定研發得到的技術成果是否能有效解決該企業所面臨的技術問題,不能確定技術成果能否通過中試,不能確定技術突破對現有技術結構產生何種影響及其后果。

      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研究計劃就是典型的例子,該計劃實施1 0 年,耗資4 億多美元,由于在實現真正的人工智能方面并沒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最終于1 992 年宣布失敗。

      (3)收益不確定性。即使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獲得成功,它也無法確定其獲得多大的收益,但是能確定的是,企業肯定不能獲得其創新活動的全部收益。這是因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一旦獲得成功,市場中的競爭對手就會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技術情報、逆向工程等,以較低的研發成本獲取技術成果應用于本企業的創新活動中,從而以模仿創新的方式進入市場分享新技術的收益。

      重大科技專項往往投入大、周期長,并受多種內外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上述市場、技術和收益三方面企業創新的不確定性因素,因而具有高風險性。大多數企業都厭惡風險,尤其是重大科技專項這樣的高風險,一旦在投入大、周期長的創新活動中失敗,企業不僅一無所獲,而且往往會出現資金困難的狀況甚至破產,這是很多資金雄厚的大企業都無力承擔的,更不用說中小企業。

      3.比較收益論

      比較收益論依然是市場失效論的延續。首先我們定義兩個名詞:社會收益率為社會從R&D得到的收益與R&D投資之比;私人收益率為企業從R&D得到的收益與R&D投資之比。

      假設企業設定了R&D投入的最低可接受的收益率,稱為私人門檻收益率,如果該企業預期它從該R&D項目投資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私人門檻收益率,那么該企業對該項目的投資就會出現投資不足的情況。事實上,由于重大科技專項存在“不確定性論”中所指出的市場、技術和收益三方面的不確定性,私人收益率常常低于私人門檻收益率,因此企業單獨研發容易出現投資不足的問題。

      假設社會也設定了R&D投入的最低可接受的的收益率,稱為社會門檻收益率,那么在通常情況下,只有當R&D的社會收益率大于社會門檻收益率時,政府才會投資該R&D項目。

      重大科技專項具有重要的戰略導向作用,更多地體現國家或區域的長遠利益,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其突破將對某一行業或國民經濟產生廣泛的影響或具有潛在效益。重大科技專項的社會收益率要遠大于社會門檻收益率及私人收益率,但其私人收益率低于私人門檻收益率的概率較大。由企業單獨進行研發容易出現投資不足的狀況,其研發投資將不可能達到社會期望的水平。政府不僅要考慮重大科技專項的私人收益率,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其社會收益率,在企業研發投資達不到社會期望水平的情況下,必須挺身而出成為組織和資助重大科技專項的主體,帶動企業加大投入,以使整個社會(政府、企業及科研機構等)對重大科技專項的研發投資達到社會期望的水平。

 

      參考文獻:

      [1] 樊春良. 全球化時代的科技政策. 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2] 劉立. 基礎研究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3]王春法. 技術創新政策:理論基礎與工具選擇———美國和日本的比較研究.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4] 陳勁,王飛絨. 創新政策:多國比較和發展框架.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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